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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的丧葬类铭文类似于后世的招魂幡，其载体是布帛，铭文也非常简单，只是将死者姓名书写其上，居丧期间以竹竿悬挂，起标示作用。死者既葬以后，子孙追念先祖，遂将其功德镂刻在钟鼎之上，明示后世，于是就出现了鼎铭。銘者，论撰其先祖之德善、功烈、勋劳、庆赏、声名。铭之义，称美而不称恶，此孝子孝孙之心也，唯贤者能之。其先祖有美而不称之，君子之所耻也。鼎铭存于宗庙之中，具有类似于后世家传的史料功能。
关于墓铭的起源，说法很多，比较可信的说法见于东晋葛洪的《西京杂记》。其词云：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，临终作文曰：“魏郡杜邺，立志忠款。犬马未陈，奄先草露。骨肉归于后土，气魂无所不之。何必故丘，然后即化。封于长安北郭，此焉宴息”。及死，命刊石埋于墓侧，墓前种松柏树五株，至今茂盛。
杜邺的这篇自作文章尽管没有以墓铭标题，也不是整齐的韵语，在体式上与后世成熟的墓铭还有很多差异，但是从内容上来看，这篇文章简略地叙述了杜邺个人的生平、性格，也包含了志业未酬的喟叹，以及放弃还葬故里，选择长眠京畿的达观。这些内容都与后世墓铭具有实质上的吻合，所以后人将墓铭的源头追溯至此。
早期的墓铭通常被埋在墓前三尺左右的地方，主要功用是记载墓主人的身世，当陵谷变迁，坟墓不可辨识时，还可以根据地下埋藏的墓铭了解墓主人的生平事迹等。另外，早期墓铭往往是自作，或是墓主人子孙所作，后世文体发展，墓主后人往往请文坛巨子代笔，希望人借文传。
名家作铭一般都会收取丰厚的润笔，受人钱财，作文时难免有所避讳，所以表彰墓主德行功业者居多，而批评贬抑者少，曲询人情，润饰太过，就成了墓铭的主要缺点。当然，高明的文士还是可以将《春秋》笔法运用其中，暗施褒贬，韩俞就是这种做法的代表。韩愈对于墓铭文体的贡献，王之绩论及之，其《铁立文起》前篇卷六《墓志铭》云：
墓志，则直述世系、岁月、名氏、爵里，用防陵谷迁改。埋铭，墓记，与墓志同，而墓记则无铭辞耳。古今作者，唯昌黎最高，行文叙事，面目首尾，不再蹈袭。凡碑碣表于外者，文则稍详，志铭埋于圹者，文则严谨。其书法，则唯书其学行大节，小善寸长，则皆弗录。
王之绩说韩愈墓铭力避蹈袭，行文严谨有法，书其大节而略其小善，坚持客观的标准，能够做到有其美而必书之，无其美而必去之。墓铭经过韩愈的改造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諛墓文字，一些适当的批评意见也可以巧妙地穿插其间，从而达到劝善规过、维系道统的目的。把墓铭这种文题的文章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提到相当的高度。进入宋代，古文大家文坛领袖欧阳修也写过大量的墓志铭，墓志铭这种文体完全成熟。当时不仅朝中大官显贵要为自己的过世亲人写墓铭，而且也兴到民间，形成风气。之后，像苏轼、曾巩、黄宗羲，方苞等等都是墓铭写作的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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