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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人把写诗文作书画的酬劳都叫做稿费，古人称之为“润笔”。稿费也好，润笔也罢，其差距堪称悬殊，文人稿费有一字一两块钱的，也有一字两千块钱的，古往今来，究竟哪位文人的稿费最高呢？
关于古代文人稿费，顾炎武先生列过一个清单：司马相如给陈阿娇写《长门赋》，600个字，得铜100斤（汉时一斤有258克）；杜牧给韦丹写《韦公遗爱碑》，500个字，得绢300匹；韩愈给韩宏写《平淮西碑》，1500个字，得绢500匹；皇甫湜给裴度写《福先寺碑》，3000个字，得绢18000匹；白居易给元稹写《河南元公墓志铭》，1400个字，得铜钱70万；王禹偁给西北军阀李继迁草拟委任状，300个字，得马50匹；杨大年给寇准草拟委任状，里面有一句话写得好（这句话只有8个字），寇准额外付银200两。
如果您对汉、唐、宋三代物价有所了解，并从购买力角度一一换算的话，您会发现稿费最高的猛人是皇甫湜，这人一个字6匹绢，折合人民币2340元；稿费最低的则是司马相如，一个字43克铜，折合人民币一块五。其他几位的稿费标准大致介于一个字16元到1200元之间。
皇甫湜一个字就能拿到两千以上，实在是超级猛人，而司马相如一个字一块五，放到今天也绝对不能说是衰人，因为韩寒同学办杂志征稿，开出的价码也不过一个字一到两块钱而已，就这还被媒体炒到了天上，号称已是“惊天稿酬”了。
顾炎武先生尽管在明末清初威名赫赫，应该也没有拿到过很高的稿费，因为他列举完杜牧、韩愈、司马相如等人稿费之后，来了这么一句：“自古文人遭际，定有穷达之不同，今世文人润笔，争如汉唐之厚？”这句话洋溢着怀古之情，暗示顾炎武老师可能生活在一个低稿费时代。
但顾炎武忘了一个真理：史书上记载的永远不会是历史的全貌。司马相如和皇甫湜等人稿费高，并不代表他们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稿费都高。比如说，唐朝有一哥们儿叫斛斯融，以给人写墓碑为生，类属职业撰稿人，他的稿费标准就是很低的。杜甫有一首诗描述斛斯融的卖字生涯：“故人南郡去，去索作碑钱。本卖文为活，翻令室倒悬。”挣的钱非但不能养家，还经常有人拖欠稿费。宋朝有一哥们儿叫方回，给人写序，平均每100个字只有5文钱的稿酬，按当时物价，每天写一篇千字文，挣的钱刚够吃饭。
高稿费的皇甫湜们只是非常鲜见的成功个案，而方回和斛斯融等低稿费作者才是中国文字史上的大多数。
即便是那非主流的一小撮，也并不能总是享受高稿费。比如明朝艺术家徐渭，这哥们儿在杭州一衙门当师爷，替领导写过一篇只有600字的《镇海楼记》，领导谢他纹银220两。现在那篇《镇海楼记》收录在中华书局1999年四册版《徐渭集》的第611页到612页，您可以去数一数，统共766个字，不计标点的话（古人写文章本来没有标点），才647个字。也就是说，徐渭一个字的稿费是白银三钱四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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